抗战时期，无线电通讯成为我军传递军情的重要方式，却也面临日军的疯狂窃听与破译，一度陷入被动。为守住军情秘密，我军情报员想出一记奇招——用苗族语发报交流，让国外情报人员窃听研究了一个月，最终只能无奈感叹：“他们没讲中文啊，也不是英文！不知所云。” 这看似简单的举措，背后是我军的智慧，更凝聚着苗族民众与全国人民并肩抗战的力量。
1938年，日本在东京中野区创立陆军中野学校，专门培训情报人员，大批无线电监听与密码破译专业人才从这里走出。日军随后在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设立监听站，配备当时亚洲顶尖水平的设备，对中国军队的电报通讯实施全天候截收，企图通过破译情报掌握我军作战计划。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显示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多次在内部文件中提及，因无线电保密不力，多份作战计划被日军提前获悉，导致我军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局面。抗战爆发后，我军也深刻意识到无线电通讯的漏洞，日方的破译能力集中在普通话、粤语和英语，就连数字密码也屡屡被破解，寻找一种日方无法识别的通讯语言，成为当务之急。
就在此时，苗族语进入了我军情报部门的视野。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、湖南、云南、广西等西南山地，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，其语音体系和词汇结构与汉语、日语相差甚远，更关键的是，当时大多数苗语方言未被系统整理成文字，日方情报人员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学习的书面资料。而日军情报学校的课程中，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几乎为零，这让苗语成为了绝佳的“保密语言”。
战后日本出版的相关回忆资料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：日方情报人员截收到苗语通讯内容后，既无法识别语种，更无从下手破译，整整研究了一个月，最终只能束手无策，彻底放弃。
情报部门随即紧急调配了一批来自苗族地区的通讯员，这些人从小讲苗语，无需专门训练语言本身，就能熟练用苗语传递情报。通讯时，他们会先用普通话做简单开场，迷惑日方监听人员，让其误以为是普通汉语通讯；待传递实质军情时，立刻切换为苗语，敌方监听站瞬间陷入混乱，只能听到陌生的语音，却无法解读任何信息。
苗族民众对这场抗战的贡献，远不止提供通讯员和通讯语言。1944年，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，兵锋直指贵州腹地，苗族民众在地方武装组织下，自发拿起武器参与阻击，在镇远、施秉等地的防御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一史实被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》明确记载。
湘西会战期间，苗族民众的支援同样至关重要。1943年至1944年的雪峰山一带，中国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在事后回忆中专门提到，苗族百姓不仅及时提供日军动向情报，还凭借对当地山路地形的熟悉，担任向导，为我军作战部署提供了关键支持。日军因不熟悉山地地形，多支部队被引入我军包围区域，遭遇重创。
此外，苗语传军情的事迹，也深深留在了民间记忆中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贵州大学学者伍雄武等人开展田野调查时，收集到不少抗战相关的苗族口传史料，其中就有对“用苗话传军情”的描述，与汉文正史相互印证，让这段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抗战往事，得以完整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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